没错，这支军队喊着汉语口号，踢着标准的中式正步，甚至连持枪动作、劈枪姿势，乃至那种坚毅的眼神，都像极了中国人民。

　　2025年，在刚果（金），卢旺达军队（及其支持的武装力量M23），把数倍于己的敌人打得丢盔弃甲，短短七天就占领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北基伍省省会戈马。

　　在卢旺达国内，也成了非洲治安最好、街道最干净、政府效率最高的国家，人称“非洲新加坡”。

　　答案很简单：当全世界都在向非洲灌输西方那套“民主自由”的迷魂汤时，卢旺达却悄悄抄起了中国的作业。

　　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赤道南侧，是内陆国家，与坦桑尼亚、布隆迪、刚果（金）、乌干达等国接壤，总面积2.6万平方公里。

　　在19世纪末欧洲人到来之前，卢旺达这片土地上虽然有胡图族和图西族，但这两个群体并不是势不两立的仇敌。

　　这种身份是可以流动的，一个胡图人发了财，买了几头牛，他就可以变成图西人，反之亦然。

　　于是，他们拿出了卡尺和鼻梁测量仪，开始了一场荒诞至极的“种族科学实验”。

　　依据身高、肤色深浅、鼻梁高低，甚至家里拥有牛群的数量，比利时殖民者强行将原本同文同种的卢旺达人，切割成了两个截然对立的族群。

　　这一年，比利时殖民当局引入了现代化的身份管理制度，发起了人口普查，并将这种人为制造的“种族身份”强行印在了身份证上。

　　为了激化矛盾，比利时人专门扶持人口占少数的图西族作为代理人，让他们当官、受教育，并赋予他们欺压胡图族的权力。

　　1962年，卢旺达宣布独立。比利时人拍拍走了，留下的却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。

　　随着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引入，人口占非常大的优势的胡图族丝毫没有悬念地夺取了政权。

　　此后三十年，零星的冲突从未停止，直到1994年4月6日那个黑暗的夜晚到达巅峰。

　　胡图族总统朱维纳尔·哈比亚利马纳的座机在基加利机场上空被导弹击落，机毁人亡。

　　极端的胡图族势力迅速掌控了国家机器和媒体电台，把锅甩给了图西族，卢旺达的广播里，响彻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暗号：

　　接下来的100天，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，当时只有700多万人口的小国，有80万到100万人被屠杀。

　　这场屠杀的恐怖之处，不在于使用了什么武器，而在于杀戮的“日常化”与“邻里化”。

　　手里拿着名单的激进民兵冲进社区，他们没枪，只有从国外进口的几十万把廉价砍刀、木棍和农具。

　　卢旺达境内卡盖拉河，一度变成了红色的“尸河”，成千上万的尸体顺流而下，一直漂到了乌干达的维多利亚湖，尸体密集到甚至堵塞了水坝，导致下游国家爆发了瘟疫。

　　在屠杀开始前，联合国维和部队指挥官达莱尔早就发出了预警，请求联合国授权介入收缴武器。

　　当屠杀开始后，美国、法国、比利时确实派出了精锐部队，但他们不是来救卢旺达人的，而是来撤侨的。

　　在基加利的一所技术学校里，比利时维和士兵奉命撤离。几千名原本躲在学校寻求庇护的图西族难民跪在地上，抓着士兵的裤脚，哀求他们不要走，因为门外就是挥舞着砍刀的民兵。

　　但军令如山，比利时人刚走，民兵就冲了进去，几个小时后，那里没有一个活口。

　　在国家处在生死关头的时候，保罗·卡加梅的卢旺达爱国阵线站出来了。

　　经过了西方人几十年的折腾，卡加梅已经不信任西方了，于是他先后6次来中国深入考察，学习中国的治国之道。

　　街道上一尘不染，没有塑料袋（卢旺达是世界上“禁塑”最严格的国家），没有满街乱窜的乞丐，甚至连非洲最常见的贫民窟乱象都得到了极大的整治。

　　但卡加梅看得很清楚，在饭都吃不饱、族群仇恨一触即发的国家，搞西式民主就是搞自杀。

　　为了从根源上消除仇恨，他在1996年颁布《身份法》，永久取消身份证上的胡图族图西族标记，法律层面抹去民族划分，推行“我是卢旺达人”的国族认同，和中国的“中华民族”异曲同工。

　　根据规定，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六的上午8点到11点，全国所有18到65岁的身体健康的公民，上至总统，下到平民，必须走上街头参加劳动。

　　如果你那天走在基加利街头，你会发现甚至连商店都关门了，交通都停了，所有人都在干活。

　　——更重要的是，让曾经互相仇杀的邻居，通过一起流汗、一起修路，来重建社会纽带。

　　当你和你的仇人一起要把一块大石头搬开时，你们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，这是通过集体主义来消解部落主义。

　　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，这种国家基本就告别“发达”二字了，只能靠卖香蕉和咖啡勉强糊口。

　　但卡加梅不信邪，他看了一眼遥远的东方，发现那个国家当年也是一穷二白，人多地少，最后却成了世界工厂。

　　于是，卢旺达制定了一个宏伟的计划——“2020愿景”，这听起来是否很像我们的“五年计划”？

　　你去看看现在的卢旺达，公路网的密度和质量在非洲首屈一指，中国路桥公司在这里不仅修路，还手把手教卢旺达人怎么修路。

　　现在基加利的很多道路，标准完全是按中国市政道路来的，良好的交通网络，瞬间降低了物流成本，让这个内陆国变成了东非的“陆路枢纽”。

　　在其他非洲国家，你想注册个公司？对不起，没个半年跑不下来，中间还得给各路神仙塞红包。

　　在这里，你找不到那种非洲常见的“大爷式”官员，取而代之的是渴望政绩、渴望投资的“服务型”官僚。

　　这种极致的营商环境，让卢旺达在世界银行的《营商环境报告》中常年位居非洲第二，甚至超过了很多欧洲国家。

　　既然我没有矿，那我就把环境弄好，让大众汽车来建厂，让万豪酒店来开业，让全非洲的跨国公司把总部搬到基加利来。

　　这些工厂虽然技术上的含金量不算高，但对于卢旺达来说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宝贵的就业岗位和工业化火种。

　　卢旺达虽然穷，但4G网络覆盖率极高（又是华为的功劳），政府大力推行无纸化办公和电子支付。

　　你敢信吗？在很多非洲国家连电都用不上的情况下，卢旺达的农民慢慢的开始用手机卖咖啡豆了。

　　阿里巴巴也进了卢旺达，阿里的eWTP（电子世界贸易平台）非洲第一站就落地在这里。

　　这套组合拳下来，卢旺达的GDP在过去二十年里保持了年均7%-8%的快速地增长，部分年份甚至超过10%。

　　当然，一个国家想要发展，必须要有稳定的政局，而政局的稳定需要有一支过硬的军队保障。

　　事实证明，那是一支外强中干、军纪涣散、屠杀平民内行、打仗外行的废物军队。

　　卡加梅是打游击出身的，他深知军队的灵魂不在于武器多先进，而在于纪律和信仰。

　　卡加梅不仅派军官去中国军校留学，而且全盘引进了中式操典，更引进了中式军事教官。

　　在非洲，很多国家的士兵是拿着枪的流氓，他们开枪随缘，打仗靠天，一遇到逆风局就溃散抢劫。

　　当几千人的皮靴同时砸向地面，发同一个声音时，士兵内心会产生一种强大的集体力量感和荣誉感。

　　这支军队打中式军体拳，活动中有熟悉的拉歌环节和动员讲话，还有风纪扣，以及有熟悉的相互整理仪容仪表。

　　它的政府军（FARDC）常年发不出军饷，士兵甚至要把武器卖给叛军换饭吃。

　　为了追剿逃入刚果（金）境内的种族灭绝参与者（胡图族极端武装），当然，也为了掌控地缘安全（以及必须得说的矿产利益），卢旺达经常“越境作业”。

　　虽然卡加梅总统每次都否认，但联合国报告和国际观察家都心知肚明，M23这支占据刚果（金）东部的武装力量，就是卢旺达一手扶持的“马甲”，甚至其骨干就是卢旺达的退役或现役军人。

　　在面对数倍于己的刚果政府军时，他们不搞盲目冲锋，而是玩起了穿插包抄、围点打援、切断补给线的战术。

　　在最近几年的几场战役中，几千名M23武装人员，经常追着几万名刚果政府军打。

　　最夸张的是，在2025年2月刚果冲突中，卢旺达军队还俘虏了约288名大多数来源于西方国家的雇佣兵。

　　通过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，卢旺达这个小国，实际上成为了大湖地区的“话事人”。

　　它不仅保卫了本国的绝对安全，还事实上掌控了刚果（金）东部大量的钶钽铁矿等战略资源的贸易通道。

　　就这样，卢旺达用“中国式军魂”武装自己，硬是在强敌环伺的非洲腹地，杀出了一条生存之路。

　　那些听信西方教诲、被西方NGO手把手教了几十年的非洲国家，大都还在泥潭里打滚？

　　长久以来，西方对非洲的援助建立在一套极度伪善的逻辑之上：“赎罪式施舍”。

　　因为我们祖上贩卖过奴隶、殖民过你们，所以我现在心怀愧疚，我给你援助，给你发蚊帐，明星们四处义演，给你筹粮食。

　　你去非洲很多国家看看，最豪华的车是联合国的，最漂亮的房子是一些援助组织的。

　　这些组织在非洲干什么？当然也发粮食，搞艾滋病防治，但更多的，是搞环保、搞女权、搞动保。

　　试想，如果一个卢旺达农民，生病了是美国红十字会给药，饿了是联合国粮食署给粮，上学是欧洲教会给书读。

　　这种模式，其实就是把非洲国家变成了“国际社会的乞丐”，让它们永远丧失造血能力，永远跪着等待施舍。

　　中国人的逻辑极其朴素且冷静，大家都是出来混饭吃的，别谈什么恩赐，我们谈生意。

　　中国不把非洲当乞丐，也不当婴儿，而是把非洲当成一个“尚未开发的商业伙伴”。

　　当西方人在指责非洲工厂血汗工厂时，中国人在告诉非洲老板：“先干起来，有钱了再谈福利。”

　　正是因为要盈利，所以中国希望卢旺达稳定，希望卢旺达人有钱消费，希望路修得好方便物流。

　　只要你有大选，有多党制，有自由媒体，哪怕国家乱成一锅粥，那你也是“民主国家”。

　　在非洲，绝大多数国家并没形成“公民社会”，人们的认同感依然停留在“部落”和“宗族”层面。

　　结果就是“党争”瞬间变成“族争”，人口多的部族永远执政，人口少的部族永远被压迫。

　　卡加梅看透了这一点，他其实就是在卢旺达复刻了中国模式，具体逻辑在于结果正义高于程序正义。

　　不是每四年投一张废纸一样的选票，而是确保今晚没人拿着砍刀冲进你家，确保你的孩子明天有书读，确保这顿饭能吃饱。

　　卡加梅在卢旺达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、以RPF（爱国阵线）为绝对核心的执政党，他用铁腕手段建立秩序。

　　中国已经用事实上：一个拥有强大执行力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政府，才是后发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的唯一依靠。

　　西方国家，特别是前宗主国，对非洲的定位非常清晰：原材料产地和工业品倾销地。

　　按照这个理论，非洲人就不该搞工业，因为你们没有技术积累，你们搞工业没优势。

　　中国企业在基加利建立服装厂，他们不仅雇佣卢旺达工人，还把中国的流水线管理模式、质检标准、甚至班组长制度全盘移植过去。

　　他们其实不害怕中国去非洲修路（反正西方也不想去修），但他们害怕中国把“工业化”的能力传授给非洲。

　　一旦非洲国家拥有了初步的工业体系，它们就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原材料供应地，它们就会要求定价权，要求平等的贸易地位。

　　西方的人权观是建立在富足社会基础上的奢侈品，是同性恋结婚的权利，是抗议政府的权利，是极端环保的权利。

　　他们把这套标准强加给连饭都吃不饱的卢旺达人，并因为卢旺达不达标而挥舞制裁大棒。

　　中国向世界输出了一个新的、更朴实的人权定义，也是最适合第三世界的人权定义：

　　在卢旺达，当一个母亲不再担心孩子死于疟疾，当一个青年不再因为无所事事而加入民兵组织，当一个家庭有了电灯和自来水——这就是最大的人权。

　　你不需要通过向西方乞讨来获得尊严，你也不需要为了迎合西方的政治审美而把国家搞乱。

　　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：我要修路，我要建厂，我要赚钱，我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。

　　这种“发展导向”的价值观，正在瓦解西方构建了百年的“自由导向”的话语霸权。

　　因为中国不是在输出革命，也不是在输出意识形态，中国输出的是一份《后发国家生存与发展实操手册》。

　　它用自己的逆袭，狠狠地抽了那些“历史终结论”鼓吹者一记耳光，并向所有还在黑暗中摸索的发展中国家大声疾呼：

　　我们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的垄断，让“发展”成为了一种普惠的权利，而不是富国的特权。